利比亚：一个东西分裂的宗教部落国家

导语:利比亚危机已进入第二个月。表面上看，它跟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相似：饱受腐败、特权和贫富不均的民众，团结起来要推翻独裁政权。但利比亚的情势其实复杂得多.不仅因为它招来了联合国授权的介入、也不仅因为它的抗议持续了更长时间。利比亚所处的，与其说是一场革命，不如说是一场内战

利比亚面积比埃及还大，人口却不及埃及10%（约只有7百万人），其中最大的部落Warfalla就有1百万人。

作为部落国家，民众对部落的向心力是维系利比亚最主要的力量

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总让人联想起伊拉克。两国地势相似、也被独裁者把持多年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都是“部落国家”。历史上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被意大利占领时，部落领袖在利比亚的影响都非常大，部落联盟是本土事务的仲裁者。

众所周知，上校卡扎菲是通过1969年一次政变推翻王室上台的，但即使像他这样的“急先锋”，也没能完全消灭部落在利比亚的影响力。由于其后建立的卡扎菲政权实际上很不成形，部落领袖至今依然占据着利比亚政府的主要职位，因此卡扎菲40多年的“强人统治”，实际上是要依靠利比亚人对部落的向心力来维系的。

卡扎菲出身小部落，依靠党同伐异维持41年“强人统治”

在利比亚，支持卡扎菲的活动总这样一个口号，“真主阿拉、奥马尔和利比亚！”（Allah, Moammar and Libya）。奥马尔是卡扎菲的名字，他自觉地排在真主之后，却让自己排在了利比亚之前。他凭什么这么做？卡扎菲不仅出身小部落卡达法、其祖上甚至不是本地人（来自也门），在宗教上更毫无优势──这意味着，大部落领袖不见得待见他这样的区区一名上校，更会遭到曾在宗教上很有作为利比亚王室鄙视。

政变上台后，卡扎菲曾搞过“绿色文化大革命”、创立过“伊斯兰社会主义”，但既没有为自己在宗教上加多少分，也没能打破部落的影响。唯一的方法，就剩下党同伐异了：拉拢尽量多的支持者，边缘化反对自己的新旧势力。于是，在卡扎菲治下，利比亚部落矛盾的“东西边缘”也愈趋明显

1980年，利比亚东部杜布鲁克曾爆发反卡扎菲起义，令卡扎菲进一步集中资源发展西部，变相令东部长期贫穷，矛盾愈加激化。

贫困的东部历来是“反卡大本营”，西部长期处于卡扎菲控制之下

利比亚王国时期，如今的“反动派大本营”班加西是与的黎波里地位相当的“第二首都”。当时，纳赛尔正在埃及发动轰轰烈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，得到西方支持的利比亚国王伊迪里斯（Idris）害怕“殃及池鱼”，于是在靠近埃及的东部重镇班加西设置了王室的“据点”。亲王室的势力由此在利比亚东部生根发芽，他们敌视推翻王室的卡扎菲。

如前面提到，出身下层、又没有历史作为的卡扎菲，不得不巩固自己势力。通过拉拢各部落（尤其是下层民众），他成功在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，吸引了主要由大部落的底层、沙漠南方的黑人部落组成的支持者。1969年政变后，卡扎菲大力推进中央集权、废除旧有行政区域、将两个首都变成单一首都以巩固自己对西部的绝对控制。然而，反对他的不仅有残留在东部的王室势力，反对者的队伍其实逐渐在壮大。

在对政权的此起彼伏冲击下，1990年代利比亚外交一度变得相当温和，也是出于摆不平国内危机的无奈。

东部部落：频繁挑战卡扎菲政权未果，组合松散“一击即破”

卡扎菲在位40多年间，利比亚国内发生过多次骚乱，好几次爆发自东部。从力量对比上看，东部部落是“反卡”的大头。1993年，出于对空军资源过分倾斜卡扎菲部落的不满，人口最多的部落Warfalla公然在军中发动政变，利比亚第二大部落（Magariha）其后也被怀疑支持政变。

本次利比亚抗议爆发后，最先表态的亦是Warfalla部落的领袖，他公开宣布“卡扎菲已不再是兄弟”，另一个东部部落（Zuwayya）的族长，更威胁中断输出区内石油来声援革命。但这样的表态是闪烁不定的。在Warfalla部落内部，不少人正在不断提醒自己的领袖，1993年那次不成功的暴动后，卡扎菲杀了他们的8名军官。加入力量出现明显有利于卡扎菲的变化，这些本来并无太多交集的部落组成的“联盟”很可能就不攻自破。

宗教势力：塞努西教派有相当于1/3人口的信徒，但有心无力

正如老王室成员依然被不少利比亚人敬重一样，作为“前朝”信仰的依托，赛努西教派在利比亚还保有一定号召力。它们在东部也有大量据点，可是卡扎菲上台后则想方设法根除赛努西思想的影响。在利比亚，约有1/3依然是塞努西教派的名义上的信徒。可是，在地广人稀的利比亚，凭借一点向心力根本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。

据英国媒体报道，在班加西的大部分宗教人士都希望得到西方的帮助，可现在他们却无比纠结。一名加入到班加西作战的老兵对记者说，“如果美国佬过来，我们会立马停下打击卡扎菲而转向他们”。这正是这些宗教界反对派的担忧所在，一些信徒要求，对那些进入到利比亚的外国人（尽管他们是来打掉独裁者卡扎菲）也不要手软。

伊斯兰极端主义者：在卡扎菲“胡萝卜加大棒”政策下“被复员”

利比亚历来不缺伊斯兰主义者（jihadist，也称“圣战战士”）。以东部山区为据点的激进极端伊斯兰组织“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”（LIFG），在“反卡”上也是不遗余力。据美国西点军校2008年统计，在伊拉克，1/5的极端主义者来自利比亚东部地区。

如今，在一个小型反派根据地、班加西东北方的Darna，当地反对派领袖Sufian bin Qumu曾经是本"拉登的司机。然而，早就引起卡扎菲注意的“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”或其他极端主义团体，已经很难成为卡扎菲的真正威胁。卡扎菲很早就注意到他们，并从沙特（同样是极端分子一大输出国）那取到了经，利用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双重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。

旧王室势力：暂时充当“反卡旗帜”，重新掌权无望

年初爆发抗议以来，利比亚王国时期的国旗一度出现在班加西、成为反对派旗帜，但如果观察足够细心，就能发现这些小旗帜不久又被平民收回去了。王室力量只是一个反抗卡扎菲的象征，却不是核心力量。实际上，今天不少加入反对卡扎菲的东部部落，曾经也受益于王室的推翻，如果王室真得以复辟，他们将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。

班加西不是民主派大本营，而是“杂牌军”组成的反对派重镇

在班加西，每到祈祷的时间，当地法院（反对派临时总部）便出现“奇怪的一幕”──坐在前排的几百名世俗年轻人边播放阿拉伯流行音乐边大声喊“解放利比亚！”，而在他们身后几排，人数更为众多的、黑压压的人却低头振振有词地祷告。这就是被外界定义为“反对派大本营”的班加西的现状。

利比亚的“反卡阵线”组成历来很杂。这一次，以上提到的所有力量都掺和在这一次利比亚危机之中。在班加西已经更广阔的东部“反对派前线”，有部落领袖、王室后人、民主化支持者和宗教代表；在临时组建的“班加西全国委员会”，出现了来自卡扎菲政权的变节军政官员（如前司法部长、内政部长、秘密警察头头等）；走在班加西大街小巷上宣传的，有从商人、律师“改行”而成的世俗民主派人士；而在这些人的大后方，还有对谁都不满意的最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。

“只有我，卡扎菲，才能让国家统一”

假如所有反对派一早组成“统一战线”，卡扎菲政权不可能维持至今。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，加上卡扎菲政权的从中作梗，利比亚的反对派始终难以整合。一个多月前，卡扎菲的儿子曾警告“利比亚可能爆发内战”。这并不完全是胡言。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，更多得益于国内外声势、对手的溃败和“收编”中立部落。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，“民主化”只是利比亚危机爆发的一个口号，失业是其“催化剂”，而国内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，才是一切的源头。即使在最坚定反对卡扎菲的东部，也很难推举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“共同领袖”，无怪卡扎菲振振有词地宣称：“只有我才能让国家统一”。问题是，这样的统一有何意义？

注：专题部分内容参考香港教育学院文理学院沈旭辉副教授、旅加专栏作者陶短房文章，《阿拉伯通史（下卷）》（纳忠着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）

国际社会主流希望，利比亚危机的最终结局，是卡扎菲政权的倒台。但从目前看来，发生在利比亚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场沉寂已久的内战，而不是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阶段。利比亚的问题，很可能只有利比亚人自己才能解决。